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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公民在环境权利义务上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四个概念, 即公民环境权利、公民环境义务、国家环境权力 (职责) 及国家环境义务。

自20世纪60年代, 环境权横空出世以后, 日益呈现基本权利属性, 时至今日, 被认为是维持人的尊严, 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法学实为诠释、解释之学。

现行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从宪法学的意义而言, 国家权力的对向内容是公民权利, 因此国家对环境的保障意味着对公民环境权的间接肯定和保障。从制度实施的角度看, 环境治理需要理论支撑, 除了治理理论、国家权力理论, 环境权也是应有之义。摘要:  环境问题倒逼环境治理。12 参见《环境科学大辞典》,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290页。

(2) 宪法解释学的基本功能就是, 通过建构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及理论, 回应、解答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并对之予以法学提炼, 以协调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从而使得社会发展与制度变革均能够在宪法的轨道上进行。65 Se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8 (1994) . 66 参见前引 (11) , 张翔文。[56]二是授权力度小，改革空间不足，受上级政策、法律法规等掣肘过多，难以取得系统性突破。

因为公共权力绝不能因为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法规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部门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财政经费保障不足，为弥补缺口，上级政府给政策，允许政府部门创收并按比例返还。[40]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若要使法律成为有效规范政府公权力之利器，同时又不至于变成阻碍改革发展的绊脚石，法律的立改废必须及时、到位。

放管服改革中，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地方政府迫切期望通过放权切实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改革的紧迫感与主动性常常走到既定法律法规面前就不击而懈，[28]改革陷入两难境地：深化改革就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会违法改革。[22]孟川瑾：《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数据为核心的政务改革》，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

本文试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4]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此项改革的一般性经验，梳理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探讨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着力点。诚信也是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涵式大部制改革中政府职能深度整合研究(14BZZ047)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成果之一。在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本能，极易以权谋私。

没有什么概念比这一概念更加深入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的事实。在严格问责的大形势下，一些政府部门本想进一步简政放权，但因为担心相应领域出现问题被问责而不敢简与放。参见调研组：《银川市调研材料(2017.7.30—8.2)》。3.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

参见魏礼群主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33]张枫逸：《简政放权玩花样根在部门利益作祟》，载2015年8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第2版。

[53]二是政府财政体制的不健全。[48][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这些试验区的建设，为我国深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还存在问题。现今政府职能部门在其管理领域一般都是既行使决策权，又执掌执行权与监督权。[54]部门利益的存在不仅有违执政为民的初衷，而且在目前我国已成为影响到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的一大障碍。[46]在当前条件下，可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诚信缺失导致社会信任度深处低位。这既与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已成为国际上监管治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回应性监管理论(Responsive Regulation)之内核不符，[24]同时也使得政府监管机构在市场监管中处于单枪匹马的窘境，监管成效不佳。

[30]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41]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依附型的臣民文化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抑制了独立社会组织的生长。

[13]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放管服改革通过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以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展桎梏，以一门式办理、网上办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仍面临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

政府间、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的缺失，既阻滞了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的打造，制约了政府服务效能的提升，同时也阻延了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极不利于市场监管的转型。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语)。

[41]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这就造成政府肩负无限责任，政府职能、机构与人员不断膨胀乃至臃肿不堪。[49]大卫?休谟曾说，诚信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具有根本性。放管服改革中，放权理念尚有误区。

[40]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页。[23] 二、反向检讨：改革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李克强语)，虽然如前所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现三个回归的征途上，依然面临着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

[38]张维迎、林毅夫：《政府的边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279页。正如戈登?怀特所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与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24]该理论强调监管是全体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和政府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监管主体地位。可是，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摆脱了主体一元化的特征，[30]并且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数已达70.2万个，[31]但其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在生成方式上，政府主导推动的多，民众自发形成的少，行政色彩浓厚，独立性自主性差。

【摘要】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三个回归，由政府一元单向的管控，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7][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3页。[7]但权力有扩充的天性，权力几近于无孔不入，权力是与社会实体具有相同范围的，在权力网络的空隙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初的自由空间。[6][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所谓新型，必须在主观意志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实际行动上切实开展伟大斗争(习近平语)，展现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和大纵深性。(二)外部环境的挑战 一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不及时。

换言之，下一步放管服改革不应纠缠于现象层面的问题而忽视其背后的本质性、根本性问题，以至于出现所谓转圈现象，[38]而应从顶层设计上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加强改革自身各部分间以及与其他关联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同时要致力于从一些关键环节着手化解钳制、羁绊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参见杨炳霖：《监管治理体系建设理论范式与实施路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6期。

[55]据调研数据显示，58.3%的被调查者认为部门利益作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上级政府部门向下级政府部门下放权力，只是权力在政府系统内的转移，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办事更方便，属于政府简政而不是放权。